在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正式实施之际，公众最希望政府公开的信息是什么？近日，《中国青年报》社调中心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，高达77.5%的受调查者首选答案为“官员财产情况”，其次才是“政府财政预算、决算报告”和“土地征用、房屋拆迁”等政府信息。

 

　　长期以来，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一般民众，都普遍认同“官员财产公开”作为“终端反腐利器”的强大制度功效，并企盼它的尽快付诸实践。而从条例本身，特别是其“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，促进依法行政”的立法初衷上看，“官员财产公开”实际上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和必然趋势。

 

　　不过，以条例现有的具体规定而言，尚难完全支撑“公开官员财产”这一制度期待。比如，条例规定，“政府信息，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”，并强调，“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”。显然，依照这些规定，包括官员财产在内的官员个人信息很容易被归类到“个人隐私”的范畴内而不被允许公开，甚至连“官员财产情况”是否属于“政府信息”，也将会成为一个待定问题。

 

　　因此，在最终实现“公开官员财产情况”之前，还有几个必要的前提步骤或者说关键性的法治理念，需要事先给予确定和厘清。

 

　　首先是包括官员财产情况在内的官员信息的“去个人化”，明确其从属“政府信息”的性质。就“官员也是公民”来看，官员财产情况当然应属个人信息，但从官员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者、政府行为的载体来看，其自身信息显然又不能被简单地当作“个人信息”，否则，政府行为的透明、阳光化将无所依傍，而公权的个人化势必被大开方便之门。

 

　　其次是官员个人信息的“去隐私化”。在单纯的权利视阈下，隐私权的重要性、正当性不言而喻。但从权力平衡与制约的角度看，作为占据更多权力资源、肩负更多公共责任使命的公众人物，官员的隐私权显然主要不再表现为私密的权利，而事实上这已成为权力公开监督的必然对象和组成部分。换言之，与公众的知情权、监督权相比，官员的隐私权必须做出让步、牺牲。

 

　　在此基础上，水到渠成的最后一步才能是“公开官员财产情况的法制化”。即以制定专门法律的形式，将官员财产信息公开彻底制度化。从国外的经验来看，这一点至关重要。